質檢員的疑問和思考:為什么經過多道工序,還會遺漏編校差錯?

發表時間:2019-07-01 發表人:zongbianshi

作者:米戎                  來源:木鐸書聲

在質檢過程中,總能或多或少地發現編校遺漏的差錯,其中還不乏性質很嚴重的,常常讓人心有不甘。這就促使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經過多道工序,還是會遺漏差錯呢?

漏錯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觀因素使然的。本人對此進行了一番思考,感覺借鑒美陸軍兵器修理部在二戰中首創的“5W2H問題分析法”倒是挺適合的。

所謂的5W2H問題分析法,就是用5個以W開頭的英語單詞和2個以H開頭的英語單詞進行設問,以期發現解決問題的線索,從而達到最終的目的。對本話題而言,可以把我的思考濃縮為“2W1H”,即what are you doing(在干什么)、 what do you want to do(要干什么)和how to do(怎樣去干),下面不妨分別闡述一下 。

What are you doing?

首先我們得知道在干什么(W)。這個并不難——在挑錯啊!沒錯,在挑錯!這就有個前提條件,即必須是認真在做,認真挑錯。不能馳心旁騖地一會兒看看手機,一會兒又想到了其他事情等。

What do you want to do?

其次是一定要知道我們要干什么(W)。這有什么啊,還是要挑錯嘛!聽起來是這樣,可實際上我們還真未必知道要干什么。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好多錯都在我們的眼皮底下溜掉了,而且多半還是在全神貫注挑錯的情況下,我們還不知不覺呢!

比如,某非遺叢書之“表演藝術卷”的前言,不介紹本卷的情況,而是大談特談本套叢書如何如何,這不是“不務正業”嗎?畢竟每卷都附有叢書的總序。作為叢書之一卷,從本卷的角度去介紹或論述才是正理兒嘛!為什么好多環節都沒能發現這個問題,恐怕不能說是很清楚要干什么吧?!

而能及時看出問題者,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要干什么。但他僅僅知道要干什么還不好使,一定有刻意鍛煉出來的清晰的辨錯思路做保障。相反,沒看出來者也是在辛辛苦苦地干,可就是沒看出來。這跟不干或者是不知道要干什么有什么區別呢?畢竟評判工作成效的好壞都是“不看過程看效果”的,即能看出錯來才是“硬道理”。

How to do?

知道了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必定還要知道怎樣去干(H),也就是說要準確定位自己的工作角色。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從很多同人編校的效果來看,說是在編校,其實還不如說只是在“閱讀”——自己的思維沒有啟動起來,只是被內容牽著走,挑剔變成了欣賞,因而也就成了書稿的忠實閱讀者了,而這是不可能發現差錯,尤其是隱性差錯的。究其原因,應該是多種多樣的,個人理解主要是體現在平時不注意幾個習慣的養成上。

一是不注意獵取知識的習慣。知識的儲備量不夠,缺乏應對差錯的“家伙事兒”,也就是俗話中攬瓷器活兒的“金剛鉆兒”。

比如“地球最深處的馬里亞納海溝有一千多米深”,“朱元璋的弟弟朱棣奪了侄兒朱允炆的皇位”,“魯迅有句非常著名的詩: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等等,這些句子里都有差錯,編輯看不出來很有可能是辨錯的資本不足,知識儲備不夠,只能“心安理得”地任偽知識堂而皇之地存在于書稿之中了。

二是沒能養成逐字逐句、字斟句酌的看稿習慣,倒是很習慣于走馬觀花地一帶而過。更有甚者,看稿就像要趕火車似的,(個中原因不在此文探討之列!)這樣焉能不漏錯?

比如就發現不了句子“由于表現色,有6位女同學被用人單位錄用”中漏掉了“出”字,而這是很要命的,很容易令人展開想象的“翅膀”了。

三是沒有養成思考問題的思維習慣,也就不會去經常問個“為什么”了,往往是對書稿內容“過眼不過腦”,漏錯就是確定無疑的了。

比如對于“孫思邈(541—682)”的說法也不想想,別說一千多年前了,就是現在有活到140歲的人嗎?比如對“巴西人忌諱黃色”也毫無反應,那人家國旗上的黃色菱形怎么說呢?

比如對“據《山海經》記載,唐太宗李世民......”的說法深信不疑,而秦漢時期的奇書再奇也奇不到能準確記載幾百年后的事情啊!

比如對“此舉在教育系統開創了一個新傳統”的句子,“傳統”與“開創”不搭不說,也不琢磨一下:既然是新的,那還是“傳統”了嗎?世代相傳的東西才能叫傳統嘛!自然與“新”就不能挨邊了;

比如“全書薈萃了北京師范大學、遼寧社會科學院、遼寧大學、遼寧師范大學和沈陽大學等單位中長期從事歷史文化與社會風俗研究,尤其長于東北地方歷史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全書薈萃了......專家學者”之說經不起推敲——“全書薈萃”的只能是豐富的內容和傳授的知識,而不是什么人!

四是不注意養成邏輯思維的習慣。人在社會生活中每時每刻都離不開邏輯思維,而書稿內容照理說都是不違背邏輯的,可事實并非全是如此。

比如“洋蔥苗雖然能吃,但是它的味道卻十分鮮美”,“但是”和“卻”表達意思的轉折,此處卻是遞進的關系,邏輯不通。

比如“2016年,全市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省委、省政府領導同志關于安全生產工作的指示、批示、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的決策部署,對安全生產工作做了周密部署。截至年底,全市行業領域共發生各類事故364起、死亡222人。其中,較大事故3起、死亡9人。市安監局執法支隊被評為全國安全生產監管監察系統先進集體”,這個句子的邏輯真是荒謬絕倫了!造成“死亡222人”的直接原因在于認真貫徹落實了黨中央國務院、省委省政府的“指示、批示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的“決策部署”。而市安監局執法支隊因此被評為“全國安全生產監管監察系統先進集體”!

再比如用明朝人的記載來否定清朝及現代人的考察結果等的表述都是讓人一頭霧水的。我們如果不用邏輯思維去衡量、去應對,如何能發現此類問題呢?

五是沒能養成質疑的習慣。筆者的質檢實踐表明,對書稿中的一些內容不持懷疑之心是要“吃虧”的——漏錯啊!

比如對“康德(1724—1804),德國哲學家……他每天下午都要在一條街道上散步,他準時到這種程度,以至于當地居民按照他出來的時間校正手表”之說應該懷疑到:康德生活的年代有手表嗎?要說校正鐘表還差不多;

比如“芬蘭早在1990年就開征了碳稅,把石油與煤炭的每噸稅費提高了20歐元”,同理應發問:1990年有歐元嗎?

多持懷疑之心還有妙不可言之用呢!——盡管不掌握某個知識,可照樣不耽誤挑錯。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美]奧爾波特:《社會心理學》,329頁,趙演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32”中就有知識性錯誤,“北京”實為“上海”之誤,因為查看商務印書館的官網不難發現,該館創建于上海,1954年才遷至北京。本來自己對此并不掌握,之所以能發現此知識性錯誤,除了運氣好之外,也完全得益于對其中的“1932”字樣的懷疑:引用的材料年代這樣久遠啊!會不會是作者的筆誤呢?就是這個懷疑促使自己查了下資料,不但確認了人家寫的沒錯,還意外地釣到了出版地點錯誤的這條“大魚”呢!真是計劃外的收獲了。話說回來了,即便自己的懷疑經核實不對,那又有什么關系呢?加深了對其的印象嘛,總歸還是收獲啊!

需要提及的是,這里所說的質疑絕不是妄加懷疑,更不是草木皆兵地對什么都懷疑。要是那樣的話,我們就不用看稿了。本文所提的質疑,是指有針對性的質疑,也就是建立在個人擁有一定知識面基礎之上的質疑,畢竟這樣的質疑才有必要,也才有實際意義。拿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吧:對于文后參考文獻中的“…上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可能有同人會在毫不猶豫地把“上海”改為“武漢”之后就萬事大吉了,因為他知道華中師范大學在武漢而不在上海,而且很可能僅此而已,因此對該信息的它處也就不會有任何疑心產生了。但掌握相關知識多者呢,就會很自然地懷疑了:那還會不會是“華中”有誤而應該改為“華東”呢?因為在上海的應該是華東師范大學而非華中師范大學啊!看看,知道的多,很自然地變換一下看問題的切入點,疑心也就由此產生了,辨錯也就多了條思路,可說功效奇妙啊!

其實呢,確定哪種改法對并不難,一是上網查下該書的信息就一目了然了,二是問作者即可。但是本人想強調的是,對此例而言,孰是孰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質疑的意識、品質對編輯而言必須有,否則真漏錯或者是因改錯而生成新的差錯啊!而這也就自然說明了拓寬個人知識面、多多掌握知識量是何等的必要與重要啊!

六是沒能養成用“全稿一盤棋”的觀念去考慮、去衡量、去把握書稿內容的習慣,只是孤立地在局部找差錯,不能建立起整體的概念。由此帶來的副作用,首先就是技術上的問題,比如作者信息前后不一(著、編著說法不統一,會給作者帶來很多不便;同一作者名字前后不一致等),書名“里外”不一致(序言、前言或后記中提到的本書名與扉頁、版權頁不一致等),比如本來書名是《中國當代名家學術精品選》,這在CIP和扉頁中清晰可見,但在序言中卻成了《文學主題學史論》,這絕對屬于明顯的編校疏漏,確實很不應該;出版時間等明顯有紕漏(出版時間早于CIP所給時間,后記落款時間晚于出版時間等)等。

更重要的是書稿內容存在的前后矛盾、相互“打架”的問題沒能得到處理,以致常常令讀者無所適從。而這其實又可以被歸結為一個深層次的問題——不去有意識地記憶看過的內容。而實踐證明,不去有意識地記憶看過的內容,不可能發現相抵牾的問題!

以上是我對于編校漏錯原因的一點思考。囿于學識,個人的分析只能局限于“2W1H”法了。至于更為科學、準確的分析只能仰仗同人們大于“2W1H”法、甚至是大于“5W2H”法的高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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